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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安徽省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和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安排，我作为薛某的辩护人出席今天的法庭。开庭前辩护人认真查阅了一审所有的案卷材料，刚才也认真听取了前面几位律师的辩护意见，结合刚才的法庭调查，辩护人认为，本案一审判决所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从楚某身上所查获的可疑物品在扣押、保管、送检等环节存在瑕疵，也没有进行补正或者说明。综合全案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一、关于上诉人杨某从老挝购买毒品的事实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首先，购买毒品与购买其他物品一样，需要有双方交易主体、交易地点、毒资的来源与支付等。本案中的卖方丙甲、通望等人是否存在，既没有相关身份证明，也没有相应的辨认笔录等。交易地点也没有查证属实，只有杨某的口供，而且杨某在庭前及庭审中又多次翻供。
一审认定上诉人杨某携带120万元巨款出境购买毒品没有证据。该120万元巨款从哪里来的没有证据证明。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货币出入境管理办法》的规定，中国公民出入境，每人每次携带的人民币不得超出2万元。没有银行、外汇管理部门签发的《携带货币出境许可证》，旅客不能擅自携带超出限量的货币出境。但杨某不是偷渡出境的，而是通过边防检查后，没有从其身上及随身携带的行李中检查出违禁品，依法出境的。所以通过正常途径能够携带120万元人民币出境与事实不符，也有悖常理。
其次，上诉人耶自称受“通望”委托运输毒品，但其本人并不认识毒品，也没有见到过真正的毒品是什么样的，当天也没有将委托运输的物品打开检查，其只是听别人说其运输的是毒品，但到底是否是毒品其并不能确定。
综上几点，辩护人认为，一审认定杨某携带巨款从境外购买毒品入境没有充分的证据，事实不清。
二、涉案可疑毒品在扣押、保管、送检等环节存在重大瑕疵，而且没有补正或者说明。
首先，从抓获经过看，上诉人楚某于2014年7月2日下午3时被抓，当场从其随身携带的包里查货可疑毒品21包，但是没有详细的搜查或者检查笔录（见楚某抓获经过，侦查卷二78页）。
2014年7月3日早上4点多侦查人员虽然补充了一份检查笔录，但7月3日的扣押清单上也没有记载涉案21包可疑毒品的保管人（见扣押清单，侦查卷二第84页），既然没有保管人或者说保管人不明，那么这21包可疑毒品是谁用什么方式运送到临泉县公安局办案中心的？如何能够证明2014年7月11日所称量的嫌疑毒品就是从楚某身上所查获的可疑毒品？辩护人没有看到任何说明或合理解释。所以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10“安徽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作出的理化检验报告”，也即涉案可疑毒品的鉴定意见所依据的检材来源不明，该检验报告应予排除。
其次，在送检环节，按照相关规定，应当保持起获嫌疑毒品时原始包装样态进行送检，并出具送检流程表，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检材不受污染。但是本案送检的检材是侦查人员在查获嫌疑毒品9天后，在称量的过程中，没有见证人在场的情况下，擅自提取检验样本，然后分别包装予以送检（见称量笔录，侦查卷二第25页）。这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这无法保证检材不受污染，也无法保证检材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依据该检材所做出的检验报告同样也应当排除。
三、薛某还有以下法定从轻或者减轻量刑情节。
辩护人仍然坚持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如果法庭不采纳辩护人的意见，请法庭注意薛某还有其他从宽处罚情节。
首先，薛某应认定为运输毒品罪的从犯。从2014年6月24日犯意的提起到后来如何实施、路线安排等楚某没有与薛某商量过，均是由楚某一个人决定，薛某只是被动服从楚某的安排，什么时间到什么地点去，薛某自己不能决定，在此期间的所有差旅、住宿等费用也都是楚某支付，薛某只是楚某雇佣的一个马仔，可有可无，并不是完成本起犯罪不可或缺的因素。纵观本案，如果没有薛某的参与，楚某一个人也能够完成犯罪。所以薛某只起到辅助作用，应依法认定为从犯。一审认定薛某系运输毒品罪的主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其次，一审认定薛某多次运输毒品没有证据。是否多次运输虽然不影响定罪，但影响量刑，该事实法庭必须予以查明。从在案证据看，仅有两个人的庭前供述，庭审中两人又予以否认，也没有其他客观证据。所以薛某之前是否运输过毒品、运往何处、运输的是不是毒品、数量多少等均没有证据佐证，显然不能认定。
本案是死刑案件，辩护人希望法庭能够查明本案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证据，对办案做出客观公正的判决。
辩护人：王金胜
2016/5/19
责任编辑：胡莎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