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受贿特定物品，犯罪数额如何认定？

手表到案了，没有购买凭证，是案件中的常态，也是数额认定最为复杂的情形。根据《监察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条规，本文提炼出数额认定的“四步法”（调取-辨认-鉴定真伪-价格认定），专门针对该类数额问题成体系提出相应辩点。

该“四步法”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不仅适用于行受贿特定物品的数额认定，还适用于任何涉及到犯罪对象是物品，需要进行价格认定的情况。比如，盗窃、抢劫、诈骗特定物品的数额认定，亦可以参照。

第一步：查看是否依法调取？

《监察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监察机关在调查过程中，可以调取、查封、扣押用以证明被调查人涉嫌违法犯罪的财物、文件和电子数据等信息。采取调取、查封、扣押措施，应当收集原物原件，会同持有人或者保管人、见证人，当面逐一拍照、登记、编号，开列清单，由在场人员当场核对、签名，并将清单副本交财物、文件的持有人或者保管人”。

据此，我们可以审查卷内是否有三方人员（调查人员、持有人或保管人、见证人）签字，有无拍照、登记、编号。

表面上，该证据系瑕疵证据，容易补强。实际上，如果办案机关没有依法调取，卷内无相关物品的照片、相关人员也无签字，司法机关就没有办法证明该物品已经到案。据此，辩方也就可以提出该物品未到案。

第二步：查看是否依法组织辨认？

《监察法》未明确规定要对涉案财物组织辨认，但《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

《刑事诉讼法》对涉案财物要组织辨认有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意见、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根据该条，再结合《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得出，监察委员会也应组织行受贿双方辨认收送物品。

实践中，大多数此类案件的笔录基本是这样的：

“？你看一下，这是不是你送的百达翡丽手表？

张三回答：这块就是我送给李四的百达翡丽手表。”

“？你看一下，是不是你收的张三的那块百达翡丽手表？

李四回答：这就是张三送给我的那块百达翡丽手表。”

这样的笔录，实际上都不是辨认，而是违法指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对辨认笔录应当着重审查辨认的过程、方法，以及辨认笔录的制作是否符合有关规定。辨认笔录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一）辨认不是在侦查人员主持下进行的；（二）辨认前使辨认人见到辨认对象的；（三）辨认活动没有个别进行的；（四）辨认对象没有混杂在具有类似特征的其他对象中，或者供辨认的对象数量不符合规定的；（五）辨认中给辨认人明显暗示或者明显有指认嫌疑的；（六）违反有关规定、不能确定辨认笔录真实性的其他情形”。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均规定，辨认时，应当将辨认对象混杂在其他对象中。不得在辨认前向辨认人展示辨认对象及其影像资料，不得给辨认人任何暗示。辨认犯罪嫌疑人时，被辨认的人数不得少于七人，照片不得少于十张。辨认物品时，同类物品不得少于五件，照片不得少于五张。

行受贿案件的证据链一般较长，很难将辨认笔录认定为定案证据，该辩点在死刑案件中作用较强，一般案件中作用较弱。

第三步：是否鉴定真伪？

涉案物品较多的受贿大要案中，务必仔细甄别哪些财物进行了真伪鉴定，哪些没有。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只要是到案物品，一定都是在真伪鉴定后，才做出的价格认定。

真伪检测、鉴定是价格认定工作的前置条件。只有相关专业人员运用专门知识对涉案物品作出真伪鉴定后，价格主管部门才能据此认定价格。这是因为价格认定中心是价格行政主管部门，不是专业技术机构，不具有鉴别物品真伪的专业技术。基于此，1997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仍有效）第二十条就已经提出“价格事务所对委托估价的文物、邮票、字画、贵重金银、珠宝及其制品等特殊物品，应当送有关专业部门作出技术、质量鉴定后，根据其提供的有关依据，作出估价结论”。

2016年《价格认定行为规范》（发改价证办〔2016〕84号）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应当提供有效的真伪、质量、技术等检测、鉴定报告而未提供的”“提出机关补足相关材料后，符合价格认定受理条件的，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及时受理”，在提出机关未提供真伪检测、鉴定报告的情况下，价格认定中心就不应该受理，更何谈作出价格认定。

实践中，很多律师会提出这样一个辩护意见：检测手表的机构和个人没有法定资质，不是由司法行政部门管理。

实际上，这样的辩护意见是有问题的。文物、邮票、字画、贵重金银、珠宝的检测机构，不是各地司法厅管理的机构。

根据200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划定司法部管理的四大类司法鉴定的范围“二、国家对从事下列司法鉴定业务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制度：（一）法医类鉴定；（二）物证类鉴定；（三）声像资料鉴定；（四）根据诉讼需要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的其他应当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的鉴定事项。法律对前款规定事项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该决定第十七条将四大类予以细化。“十七、（一）法医类鉴定，包括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物证鉴定和法医毒物鉴定。（二）物证类鉴定，包括文书鉴定、痕迹鉴定和微量鉴定。（三）声像资料鉴定，包括对录音带、录像带、磁盘、光盘、图片等载体上记录的声音、图像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其所反映的情况过程进行的鉴定和对记录的声音、图像中的语言、人体、物体作出种类或者同一认定”。

根据该规定，四大类以外的检测、鉴定遵循行业标准即可，不需要按照司法鉴定管理。例如，百达翡丽手表的真伪鉴定，往往不可能是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都是中心城市（北京、上海）具有钟表检测技能的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作出。而涉及到文玩字画、手表，几乎没有权威检测机构、更无权威行业规范性标准，完全取决于检测、鉴定人个人水准，导致当前检测、鉴定物品真伪乱象丛生，专家证人在该领域的作用比较突出。

虽然贵重物品真伪检测、鉴定的机构并非法定的司法鉴定机构，并不意味着真伪检测、鉴定报告就不是鉴定意见。在证据形式上，真伪检测、鉴定属于鉴定意见，作出真伪检测、鉴定者应属于刑事诉讼法上的鉴定人，仍应遵从《刑事诉讼法》有关鉴定意见、鉴定人的规定，例如，真伪检测的鉴定人仍属于诉讼参与人，人民法院认为其有出庭必要的，仍有出庭义务。

第四步，对价格认定书的质证。

对价格认定书的质证是四步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也是整个数额认定的皇冠、明珠。

涉案物品价格认定工作虽然是一项在具体犯罪中直接关系被告人定罪量刑的重大事项，但很可惜，直到现在并没有专门的立法予以规范。当前，最为基本的处于类似“母法”定位的规范性文件，也仅是1997年国家计划委员会会同两高一部制定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该《办法》明确了价格认定工作由主管机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也是日后国家发改委价格认定中心制定一系列价格认定规定、价格认定行为规范的基础性文件。脱离了该《办法》，便无法还原价格认定工作的全貌。在我们审查价格认定书前，有必要对照《办法》，进入国家发改委价格认定中心，根据在案价格认定对象来寻找该物品对应的价格认定规则，例如《涉烟案件物品价格鉴定操作规范》《手机价格认定规则》《机动车价格认定规则》《钟表价格认定规则》等。

从根本上，首先必须明确的是价格认定的性质，价格认定是否是司法鉴定？价格认定书是否是鉴定意见？把这个统领性的问题解决了，之后的辩点也就不攻自破。

当前，不少律师同仁普遍认为价格认定是司法鉴定，价格认定书是鉴定意见。实际上，价格认定不是司法鉴定，而是一种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行政确认行为。价格认定机构是依行政区划由各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各级发改委下辖的价格认定中心事业单位），它们只能办理本级监委提出的价格认定事项，价格认定部门只能办理辖区内的业务，价格认定机构办理价格认定事项不收取任何费用，案件当事人对价格认定机构出具的涉案物品价格认定结论持有异议的，可向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提出复核要求，由办案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提出补充认定、重新认定或者复核裁定。尤其是对重大、疑难的价格认定事项，价格认定须集体审议，形成集体审议意见。这些特点都导致价格认定与司法鉴定大相径庭，比起鉴定意见，价格认定结论书更接近于公文书证。由于价格认定前置真伪检测鉴定，而真伪检测鉴定系鉴定意见，可以认为价格认定结论书是建立在鉴定意见基础上的公文书证。

辩点1：必须由各地发改委价格认定中心作出，不能由私人公司提供

如上文所提，一线城市存在不少以鉴定检测古玩字画钟表为业的“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该类公司主要为典当、贷款等商业活动服务，可是实践中，不少办案机关往往把文玩字画钟表交给这些公司，既检测、鉴定真伪，又进行价格认定的“一条龙”服务。这恰恰会导致办案机关费尽千辛万苦弄来的价格认定书变为一张废纸。

1997年《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规定“对案件中依法扣押、追缴、没收的价格不明或价格难以确定需要估价的物品，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委托估价，各级人民政府价格部门要依照本办法估定价格”。《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涉案财物价格认定工作暂行办法》规定“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涉案财物价格认定工作，适用本办法。本办法所称价格认定，是指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中，对价格不明、价格有争议的涉案财物，向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认证机构(以下简称价格认证机构)提出价格认定，由价格认证机构依法对涉案财物的价格进行测算，并作出认定结论的行为”。

根据这些规定，国务院及地方各级政府价格部门是涉案物品唯一估价部门，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对涉案物品估价。委托价格主管部门以外的单位估计，就是违反上述规定的违规认定行为，法院不应以违规认定的结论作为定案依据。

辩点2：同级认定

行政行为往往讲究同级确认，不可能越级确认。实践中，很多办案机关都会出现违规越级委托价格认定的情形。比如，省监委、省公安厅办案，委托省会城市某个中心城区的发改委价格认定中心认定价格的情况屡见不鲜。

国家发改委2015年发布的《价格认定规定》（发改价格〔2015〕2251号）第八条、第十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办理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律检查委员会、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政府各部门以及国务院垂直管理部门所属机构，直辖市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分院提出的价格认定事项和本行政区域内的价格认定复核事项”、“县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办理本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基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政府各部门以及国务院垂直管理部门所属机构提出的价格认定事项”。据此，价格认定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价格认定部门只能办理本级办案机关提出的价格认定事项。

辩点3：对真伪不明、下落不明的财物不能认定价格

在拿到价格认定结论书的第一时间，有必要对照在案其他书证材料，核实哪些物品并未到案、哪些物品并未作出真伪鉴定，不能想当然的认为，价格认定书上的物品都已经到案并鉴定过真伪。

没有到案的物品，又没有购买凭证，原本就不能认定。但在大要案涉案物品较多的情况下，由于涉案物品众多，可能存在办案机关向价格认定中心出具价格认定的委托书（或协助书），把所有笔录中都提到的物品都罗列，其中不乏尚未到案、真伪不明的物品。价格认定中心可能严重不负责任，根本没有进行实物勘验，按照办案单位提供的笔录认定价格的情况。

下落不明导致的真伪不明、物理形态不明直接关乎价格认定的合理性基础。虽然国家发改委价格认定中心出台的《机动车价格认定规则》、《钟表价格认定规则》等一系列认定规则中，都涉及到了灭失物的价格认定问题，但均强调办案单位要提供灭失物灭失前的物理状态。物理形态是指灭失物品的品名、牌号、型号、规格、产地、数量、质量状况、新旧程度，取得该物品的方式、时间、已使用时间等。物理形态的确认主要包括：书面证据，如购货发票、经济合同、公证书、专利证书等，以及被害人的陈述、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等。在物品下落不明的情况下，所谓的“灭失物灭失前的物理状态”几乎是不可能描述清楚的。例如，其中的质量状况涉及到物品真伪，没有专业鉴定，行受贿双方是不可能说清楚的。又如，涉及到二手车价格认定的情况，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二手车价格认定的车况就有104处，在车辆灭失的情况下，双方是不可能把104处车况的细节都交代清楚的，即便有交代，这样的交代也不可能与评估人实物勘验所得的详细车况比拟。

辩点4：价格认定中心所有认定的价格，均与在案笔录一致，甚至与在案购买凭证上的价格完全符合，这样的价格认定结论并没有客观性、公正性可言

价格认定中心出具的价格认定，往往声称自己采用了市场法，通过了市场调查，“对涉案物品进行分类、分别聘请了相应的专业人员协助对物品进行了现场品鉴，经市场询价对比，进行价格分析，最终出具了价格认定结论”。但最后的结论，尤其是涉及几百件物品的情况，却与办案机关搜集的笔录完全吻合。说明这种价格认定只是走形式、过道手，它所谓的“市场询价”显然是向办案机关询价而已。

价格认定中心不是办案机关的内设机构，不能为了服务办案机构与其通气后认定价格。作为中立第三方，价格认定中心应当按照价格认定结论书标明的价格认定方法，得出行受贿发生时涉案物品的市场价，而不是通过向办案机构“询价”进而得出“市场价”。这样的鉴定价格，不具有客观性、公正性，不具有证据效力，不能据此定案。

辩点5：价格认定的时间点必须是行受贿行为发生当时

该辩点是一个程序法结合实体法产生的有效辩点。判断行受贿数额的基准时间点，必须是行受贿行为发生当时。比如，张三20年前送给李四一个翡翠手镯，价格认定中心的认定基准时间是2020年，以该基准时间认定的价格，显然是错误的。实践中，价格认定结论书可能将所有涉案物品，不加甄别的按照一个统一的时间点评估价格。这样的价格评估时间，往往与行受贿实际发生的时间不符。

其他辩点：认定人员人数、资质、认定方法、是否及时通知当事人等

在涉及手表等一般物品的场合，虽然辩方也可以从价格认定人员的人数不符合价格认定规范要求，认定人员资质、认定方法以及是否及时通知当事人等多角度提出辩点。对一般物品来说，就算这类辩点切实存在，单独提出往往收不到良好效果，建议结合前述辩点一并提出，收到良好的程序辩护效果。但在涉及到房产、汽车等资产评估的过程中，人员的资质和认定方法等便变得十分重要，本文限于篇幅不再展开，日后另行撰文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