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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唐慧替代了女儿，亲身命名一个案件，这便是一个母亲与国家的战争。
历时数年，这个母亲仿佛胜利了。我只能说“仿佛”，因为她付出的代价何其之大，承受的伤痛何其之深，道一声“胜利”，何其辛酸。这是惨胜，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7月15日，唐慧诉湖南永州市劳教委行政赔偿案二审宣判，湖南省高院撤销了永州市中院的一审判决，由永州市劳教委向唐慧支付侵犯人身自由的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641.15元，不再进行书面赔礼道歉。
舆论欢腾之余，却也不乏争议。譬如有人以为，没有书面道歉，说明有司毫无诚意，不甘屈身。反倒是唐慧的辩护律师徐利平善解人意，他说：7月2号开庭，永州市劳教委的法定代表人、劳教委主任蒋建湘，已经在全国媒体和群众面前，向唐慧进行了口头道歉，“可以视为永州市劳教委已经履行了唐慧提出的书面道歉请求”。
抛开争议，我只想问一句：唐慧案胜诉，是谁的胜利？
法治胜利了么？也许我们见惯了不公，见惯了枉法，遇到一个尚属公正的判决，便高呼“法治的胜利”，实则这谈何胜利，只是本分，一向歧出的司法机器，回归了正常的程序，受害者拿回了失去的正义。说白了，司法本该如此，倘非如此，即是失败。失败的反面未必是胜利，正如恶的反面未必是善。
还得问一句：唐慧胜利了么？同理，她只是讨到了一个应得的说法，这亦非胜利，而是本分。何况她的付出，正应了那句话，“赢了官司，输了全世界”。除了已经被牺牲的女儿，她还牺牲了华年，牺牲了名声（对她的污名化，来自四面八方，直至胜诉，亦未停止），牺牲了性情（也许这不算牺牲：以前她无比内向，和丈夫的朋友一起吃饭都会脸红，女儿出事以后，23次进京、100多次到省城上访，她的性格渐渐泼辣起来），牺牲了生活（徐利平律师说：“案件之外，下一步怎样进行，还不太清楚，我们是劝她回去好好生活，一些该放下的还是应该放下，不能太纠缠这个事情”），牺牲了对这个国家和法治的信念：一审败诉，唐慧走出法庭，掩面痛哭，声称“我再也不相信司法了”，我们永远不会忘却这残酷一幕；二审胜诉，只是对此的稍稍挽回，却未反转。
败诉的永州市劳教委，以“人文关怀”为由撤销永州市劳教委对唐慧劳教一年半的决定的湖南省劳教委，及其背后的劳教制度，更难言胜利。尽管它们不必书面道歉，尽管蒋建湘主任如煮熟的鸭子，至今仍认为唐慧违法，劳教必要，但是，它们终究是法庭之上的失败者，被舆论与公众牢牢钉在了耻辱柱上。至于劳教制度，虽然有人寄望于唐慧案，一举废之，未免有些乐观，不过它的消逝，已经指日可待（当然最关键的问题不是什么时候废除，而是拿什么来取而代之）。
唐慧是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人。据《新京报》，“富家桥镇一位党委干部说，我们希望唐慧能赢这个官司”。那么唐慧案胜诉，是镇政府的胜利么？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悲怆的笑话。富家桥镇的官员对唐慧的关心，甚至超过了劳教委、媒体和公众。4月12日，唐慧诉永州市劳教委一审败诉，该镇官员曾发来短信：“愿伤心已成昨日黄花早凋零，无限风光在明天，明天一定鲜花处处开。”“送你一支康乃馨祝您创伤早日康复！……”然而这种关怀，并非出于爱，而是出于维稳之需，唐慧乃是他们眼中的定时炸弹，这些年来，单单稳控唐慧的经费，耗资已过80万。有一回唐慧去北京上访，镇政府竟有9人陪同。现在，镇政府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不过这场漫无尽头的维稳战争，他们还得苦撑下去，“稳定压倒一切”的结果，只可能是稳定被一切所压倒。如报道所指，富家桥镇的维稳压力早已不堪重负，该镇党委书记魏斌说，“单位每年的全部办公经费，都不够日常截访维稳”。
最后，唐慧案是舆论与公众的胜利么？没有民意的压力，正如没有唐慧的较真，此案未必会以胜诉告终。从这个意义上讲，舆论与公众胜利了。可是，一旦对比同样发生在湖南的曾成杰案，想起已经化作鬼魂的曾成杰，我们的一丝欣慰迅速被消解。公权力顺从民意的几率，远远小于它们对民意的忤逆。民意之于它们，犹如夜壶，用舍行藏，存乎一心。只有当民意摆脱夜壶的地位，也许才敢言胜利。
胜诉并不等于胜利。有何胜利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