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内最新公告
最近一段时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线上兴起了网络授课的热潮，许多资深刑辩律师、专家学者们纷纷登场，从实务到理论，向年轻律师传授沟通技巧，刑辩技艺，可谓精彩绝伦，不亦乐乎。但是，无论多么精深的刑辩技术，它得以实现的前提是要有一个中立、讲理、守规则的法庭，如果没有这个前提，还谈什么刑辩技艺，岂不是空中楼阁？更有甚者，如果连个说话的机会都不给你，再好的刑辩技术有什么用？周泽律师今天感慨说，那么多同行天天谈刑辩技术，为什么没有人谈一谈二审不开庭该怎么解决？问的真好。是啊，法律虽然规定二审以开庭为原则，不开庭为例外，但这些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经常被二审法官任意理解，哪怕你提出了新的证据和事实，也往往以没有关联性为由不同意开庭，不给你在法庭上说话的机会，这个局，如何破，谁能破？
中国的刑事法庭、刑事司法者（主要指法官、检察官）为什么缺少公信力，总书记曾说过，有些案子，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仅凭常识和良知就可以作出判断，我觉的这就是最好的答案。作为司法者如果连常识和良知都不能守住，甚至连庭都不开，又何来公信力？作为刑辩律师，不得不说，当下中国的刑事司法者普遍缺少应有的良知、勇气和担当，我这样说也许有失偏颇，会得罪很多人，但决不是空穴来风。
贵州高院孙潮院长说过：“中国不缺法官，缺的是向法律负责，向事实负责，向天下负责的法官！
今年是扫黑除恶第三年，中央最高司法机关三令五申，多次发文，要依法办案，不要降低标准，不要拔高认定，不要凑数。两年来，全国各地雨后春笋般地冒出那么多“黑恶势力”，那么多的“保护伞”，为什么会集中爆发，符合常识吗，又有多少是真正的“黑恶势力”、“保护伞”？每一位参与其中的司法者都要扪心自问。对于这类案子，尤其当律师突破重重压力，作无罪辩护的时候，司法者们是不是更应当慎重，是该坚守法律底线还是领导的意见？我遇到不少法官、检察官说，这样的案子我们要讲政治，顾大局。我完全理解他们的处境，但我认为，作为司法者，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案子，讲法律才是最大的讲政治。司法者的勇气与担当、良知与常识，不仅仅是体现在普通的小案子中，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类案子中敢于坚守法律，法律至上，才是真正的担当。
除了上述比较“特殊“的案子外，我不得不悲观的说，即使在一些普通的刑事案子中，不少司法者仍缺乏应有的勇气与担当。这不得不提起去年我办理的某暴力行为致人死亡案：这个案子的特殊性在于，对于被害人的死亡原因，两家鉴定机构作出了两份不同的鉴定意见。根据其中一份鉴定意见，被害人因介入因素导致死亡，可能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告人最高可判七年有期徒刑；根据另一份鉴定意见，被害人因暴力行为直接导致死亡，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被告人最高可判死刑。辩护人提出，要么重新鉴定，要么采纳对被告人有利的那份鉴定意见，这是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但是承办该案的某中院法官说：“这个我做不了主，要向领导汇报，主要是因为这个案子的被害人母亲天天到我们中院闹，也不要钱，要求必须判被告人死刑，信访压力太大，没办法，判后你们再上诉吧”。一味的迁就被害人亲属，这哪里像是在办案啊。果然，中院没有重新鉴定，也没有违背被害人母亲的意见，判决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罪名是故意杀人。从此，被告人在看守所被匝上了沉重的脚镣。
上诉至省高级人民法院后，承办法官面对同样的问题，找到辩护人说，你不要提重新鉴定了，我不会同意的，也不要谈法律问题，我们为了维稳，必须要安抚好被害人母亲，现在他们要求赔偿，你们抓紧筹钱吧，只要被害人母亲满意，一切都好说，否则我们会直接维持，报最高院核准。辩护人说，赔钱是应该的，我们也一直在努力筹钱，但案件事实确实存在问题，所以重新鉴定肯定会坚持提的，即使最后被害人母亲不满意，也不能维持啊，这可是一条命啊。还好，在判决前，我们满足了被害人母亲的赔偿要求，但被害人母亲说：“我虽然接受了赔偿，也谅解了，但不能判被告人有期徒刑，至少要判无期，否则会继续上访的”。辩护人提出，被害人母亲既然接受了赔偿，也进行了谅解，你们也不重新鉴定，如果判被告人有期徒刑还可以接受，否则不公平啊。高院法官好像立了“大功”似的对我说，从死立执到无期，已经降了“两档”，很不错了，我也尽最大努力了。果然，二审没有做重新鉴定，也没有违背被害人母亲的意见，判决被告人无期徒刑，罪名改为故意伤害。令人绝望吧，懊恼吧，愤怒吧，一个省级法院的法官面对如此普通的案子，一味的迁就被害人亲属，让人情何以堪，还谈什么勇气与担当，谈什么法律底线。毫不夸张的说，在司法实践中，我们的不少司法者，维稳思维第一，不敢为，不作为，甚至有时候根本不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去办案，而是赤裸裸的和稀泥，司法怎么能不失去公信力？这真是应了贵州高院孙潮院长所说的话。
当前还有大量职务犯罪的案子，由于监委留置调查阶段律师无法介入会见，导致不少被告人无法及时得到法律帮助，其人身权利、诉讼权利能否得到合法公正的对待和保障，也常遭质疑。这类案子，在法庭上喊冤的也不在少数，但至今还没有一起被判决无罪，这无疑更加需要司法者的勇气与担当。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官官相护”。其实在司法领域也不例外，不少司法者，面对隔壁兄弟送过来的案子，尤其对于疑似冤家错案，不敢去依法纠正，而是设法打掩护。正如何兵教授说的：“三十年前，我刚当律师的时候，法官检察官，都怕办错案，办错了案会脸红。现在，一些法官检察官，以把冤案办成为能事。”我深以为然，一些司法者面对冤假错案，面对律师的质疑与辩护，视而不见，不回应，不说理，不讲理，除非是被舆论闹的沸沸扬扬，引起众怒或者大领导震怒，实在无法掩护了，办不下去了，否则没有一个人愿意去主动纠错。
所以，作为刑辩律师几乎难以在刑事案件中感受到胜诉的喜悦，更常见的是我们拿着只简单写着“辩护意见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纳”的刑事判决书，伴随着失望、愤怒、懊恼和无助，一个人在风中凌乱。
我所记录的这些只言片语，也许过于狭隘，但都是我作为一名执业十几年的刑辩律师所看到和亲身经历的现实。最后我想说：
中国的刑辩律师，太难了，因为你法庭上的对手，躺着都能赢你。
中国的刑辩律师，太累了，是心累。
即便如此，我们依然选择只做刑辩业务，因为我们喜欢挑战。我们的底气来自于对法律精神的深刻理解和信仰，所以不管前路多么坎坷，我们都会义无反顾！
王金胜律师于合肥
2020.3.26
